意见领袖 | 周天勇
2023年11期《学术月刊》刊载的笔者所著论文，尝试建立中国二元体制经济一个新的分析过程和体系，以此思路和方法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和速度放缓一个数理逻辑的解释， 并基于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理展望未来的经济增长。开一《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数理逻辑框架》的专栏，今天发出之二。
本专栏之一中提到中国经济增长之迷和之问：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奇迹来源于哪里？为什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经济增长回落到中速水平？展望未来的中长期，中国经济还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吗？
笔者认为，若要实现中国二元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间能够进行内生变量的数理分析，需要认清中国国家体制类型的特殊性，正视二元体制扭曲这一常态，方法论上把体制安排和变化真正纳入内生分析，而差值开关变量是解开中国经济变动之谜最为关键的钥匙。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分析客体的特殊性。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从计划向市场的瞬时（三年左右）转轨国家均有不同，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向市场特长周期转轨的二元体制国家。体制改革动能释放和改革开放动能边际递减，成为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和增长的主要影响方面和过程。因此，现有教科书中不含体制安排变量的各类模型，刻画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消长变化经济体系的运行，客观地讲，有着方法上的局限性。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分析客体运行中存在着行政计划与市场配置间的二元体制扭曲。一些扭曲可以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纠正。而相当多由法律法规约定形成的扭曲，不可能通过变通加以纠正；还有相当多或者违法或者不违法模糊地带的扭曲，其变通纠正可能被追究违法责任的风险较大，还有因其变通纠正支付成本大于收益的扭曲，也不能够被纠正。因此，行政计划和市场配置之间的扭曲被改革纠正，或者还未被改革的扭曲，或者新形成的扭曲，常态化地影响二元体制经济的运行。
再次，需要将体制安排及其变化看成是流动中的各类闸口及其开关。体制变动因素能够以自变量进入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计算中，需要调整以流体（要素、商品、货币、投资、消费、贸易和债务等）为主变量的思路，将国民经济看成是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运行体系，而体制安排则是影响各类流体流动的闸口变量。这些被安排的体制——各种不同的闸口，开或者关，开大或者关小，都会对经济流体的流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投入的效率及其产出和增长。
第四，最为关键的是，将体制安排闸口变动设置成逻辑分析中可测度的变量——差值，其可以通过二元体制各类市场经济标准值与相关行政计划影响扭曲值之间进行比较求得。思维的逻辑是“应该有但实际没有，应该有多少但实际多了或少了”的反事实法和“将扭曲纠正到标准状态”的标准事实还原法。差值变量的功能是：表示体制闸口处于关闭或者打开，测度处于打开状态体制闸口的大小。其意义在于，使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理讨论从定性议论转变为定量研究成为一种可能。
在二元体制经济中，差值Z是一个内生的变量，而禁止和允许则是绝对差值变量，将其分别定义为0和1，或者NO和YES。体制安排和变化与生产要素、各类支出、货币等不同，它不是流动实体性变量，而是一个闸口性变量。但是，差值作为嵌入经济运行体系内部的行政计划机制性变量，对本来应由市场配置资源流动过程，在经济体系内部起了开或关和大或小的作用。负面看，闸口的设立和固化，造成了资源配置内部流动的放缓、拥塞和淤积，影响经济的产出和增长；正面看，如果改革体制使闸口从关闭到打开，从阻塞到畅通，资源配置流动加速，效率提高，则会释放各方面被禁锢的内生的产出和增长潜能。
周天勇：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数理逻辑框架——基于二元体制扭曲差值的分析方法，刊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11期。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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